汉坤 • 观点 | 数据纠纷可仲裁性的结构性分析

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探讨了数据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介绍了结构化视角下的可仲裁性判断，以及典型争议类型与可仲裁性边界。文章指出数据争议的可仲裁性既涉及监管因素，也涉及合同性质与救济诉求。文章还结合具体实践，列举了数据交付与质量争议、平台规则调整与数据授权争议、跨境数据传输与监管变动引发的履约争议以及数据资产化相关的估值、出资与质押争议等典型场景，分析了这些争议的可仲裁性。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监管与合同交叉情形下的可仲裁性分析

数据纠纷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监管和合同的并行与交织。监管政策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动态调整，而仲裁机制在数据纠纷中具有显著优势，如保护商业秘密、适应跨境或多法域特征等。

关键观点2: 结构化视角下的可仲裁性判断

建议暂时搁置对数据本质的抽象定性，转而关注围绕数据形成的权利义务进行结构化拆分。将争议分为行政监管义务、合同权利义务和数据资产化衍生的财产权益三个层面，以更清晰地判断可仲裁性。

关键观点3: 典型争议类型与可仲裁性边界

结合实际案例，列举了数据交付与质量争议、平台规则调整与数据授权争议、跨境数据传输与监管变动引发的履约争议以及数据资产化相关的估值、出资与质押争议等典型场景，分析了这些争议的可仲裁性，并指出合同性质与救济诉求是决定可仲裁性的关键因素。

关键观点4: 救济基础可仲裁性及其对数据争议的启示

强调在强监管领域，判断争议是否可仲裁，应重点考察当事人所寻求的救济是否属于私法范畴。同时，结合具体实践，介绍了以救济为中心的可仲裁性判断方法以及其在数据争议中的应用。